多嘴与木讷

中国人的处世哲学往往相互矛盾，比如我们喜欢善辩和直言不讳，但同时又不喜欢多嘴的人，我们喜欢谨言慎行，但同时又不喜欢过于老成世故的人。所以，中国人一律觉得做人难，因为往往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不知道自己面对他人的时候，嘴上到底该持怎样的态度，保持怎样的分寸。
中国人对于言辞的研究实际是很早的事，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那些能言善辩的辩士，往往成为后人崇奉的圣贤。比如司马迁《史记》中就有蔺相如这么一个“完璧归赵”的辩士，他凭着自己的勇气和辩才，使秦国打消了骗取赵国和氏璧的念头，而且在后来的渑池之会中，逼着秦王为赵王敲瓦缸，挽回了赵国的面子。不仅如此，他还凭着自己的智慧化解了与廉颇之间的一场误会，在赵国演绎了将相和的佳话。赵国因为有了蔺相如这个辩士和廉颇这样的勇将，与强大的秦国对抗了很多年。《三国演义》中也有诸葛亮这样一个机智善辩的军事家，为了劝说东吴联合抵抗强大的曹魏大军，他只身前往东吴，舌战群儒，游说周瑜和孙权，最终谋划了赤壁之战这样一个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更厉害的是，赤壁之战以后，他还凭着自己的三言两语气死了东吴大将周瑜，消除了蜀汉的后顾之忧。这些嘴上不让人的谋士，能在史书和小说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说明了我们的民族文化是崇尚善言的。
不仅如此，我们的文化对于犯颜直谏的忠臣也是极力推崇的。《战国策》里有一个善于讽谏的邹忌，他以比美这样的生活小事入手，最终说服了一向不听大臣劝告的齐王悬赏纳谏，使齐国战胜于朝廷，臣服天下。唐代还有一个以触犯龙颜名垂青史的大臣魏征，他本来是个降唐之臣，但从来不惧怕唐太宗李世民，甚至有一次逼者李世民闷死了自己一向喜欢的老鹰。因为有他这样直言不讳的谏臣，唐太宗在位的时候出现了“贞观之治”这样的盛世。从史书对于这些历史人物的褒扬来看，我们的民族文化中从来都是倡导直言不讳的，多嘴不是缺点，而是一个大大的优点。
但是，你别因为历史上有这些对善辩者和直言者的夸奖而错误地以为多嘴值得追捧，在我们的历史上也有多嘴而遭致灾祸的。比如商纣王时期有一个喜欢直言的大臣比干，因为喜欢劝告昏庸堕落的纣王，竟然被挖去了心肝。相比于纣王，周厉王更过分，当时有召公劝告他，要注意百姓的不满。周厉王不但不听，反而采取强行止谤的措施，凡是有怨言者见一个杀一个。尽管召公说明了那样做的严重后果，但周厉王劣性不改，最后西周因此而走向灭亡。召公这一多嘴害死了不少人，还导致了国运的衰落。所以，多嘴未必是好事，搞不好既损了自己，又害了别人。
也许是因为多嘴好处太少，而坏处往往反多，中国人不免走向反面，却也十分欣赏木讷的人。中国有很多熟语，可以作为崇尚木讷的证据。比如“沉默是金”、“少说为佳”、“乌龟有肉在肚里”、“半罐水响叮当”等，这些熟语中仿佛潜藏着十分高深的处世哲学。“沉默是金”强调了不说话的重要性，说明不说话的人招人喜欢。“少说为佳”强调了少说话对自己的好处，起码不至于招惹麻烦。“乌龟有肉在肚里”怎是对不爱说话的人的学识和本事的肯定，喜欢说话的人则被当成了只会说不会做的没有涵养的人。“半罐水响叮当”更是对那些爱说话的人的严厉批判，你若多嘴，就多半是个本事不大的人了。中国还有一些熟语则对那些多嘴者进行了告诫，比如“言多必失”这个熟语就是。这也是实在的，一个不说话的人恐怕不会在说话中惹麻烦上身，也不容易暴露自己的不足。而那些喜欢说话的人，既容易得罪人，惹祸上身，又容易引起别人注意而暴露自己的缺点。
在步入商业化时代以后，我们似乎对多嘴与木讷又有了一些新的偏向，在一个喜欢打广告的社会或者说绕舌蒙人的社会，我们似乎更喜欢多嘴了。你最好有一种能将稻草说成金条的本事，你有这样的本事既可以推销自己，也可以替人推销。所以，一个人道德不必有多高深，知识积淀不必有多深厚，只要有一张会说的嘴，你就是真正有本事的人。相反，如果你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你可能因此而平庸，甚至因此而失业，最终一事无成。
看来，作为现实的人，你还是炼就一张灵巧的嘴为好，木讷只会让自己吃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