馒头祭

1
馒头死了，死在琳琅满目的货架上，死得很灿烂，从里到外都闪动着金色的光芒。面点师傅为了将它打扮得更像明星，为它做了美容手术，为了使这种容貌具有更真实的质感，随之做了器官移植。
每一个普通的女孩都希望上电视，馒头终于用自己的死争取到所有媒体的头版头条。
馒头为什么会死？谁是杀死馒头的真正凶手？
无疑，作为做馒头的匠师，面点师傅不会希望馒头去死，就像任何医生都不会希望救治的病人去死一样，那是他职责所在，光荣所在。然而，馒头却真正的死去了。
馒头死在那些追星族手里，死在那些将沿街墙立面涂刷得色彩绚丽的人手里，死在居住于豪华建筑物的机构手中，馒头无疑死于形式主义，死于一种中国特色的富裕而强大的表达，死在爱慕虚荣的暴发户之手。
馒头并非是暴毙，并非死于心肌梗死之类的突发病。其实，馒头死于它诞生之日，它在娘胎的时候就受到化肥、除草剂、农药的侵害，在它成年以后进入谷仓，也蒙受药物的熏蒸，在面粉期被塞入抗氧化剂、增白剂之类的药物，它的肌体充盈着各种毒素，死是必然的，而面点大师仅仅为了满足富裕起来而讲究“色香味”的国民的需要，在色上进行了“符合需求”的创造，从而增加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是一个不缺少创造性的民族，而是一个创造性一直受到极端压抑的民族。这个民族的创造性表现在建筑长城、发明春药、把书法当成艺术、把泥土变成陶器、从让活人殉葬到创造兵马俑陪葬，乃至翻墙越过世界上最严密的信息封锁，把西方自由思想和黄赌毒等引入这些宏大或细微的事情上。如今，为馒头染点颜色，仅是这种创造性的小试牛刀。
居住在形式主义大厦的官员说：为了给予馒头以公正，面点师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我们的官员总是能四平八稳地处理所有繁琐的事务：对国内讲和谐，对国际讲和平，永远一副老好人姿态。一切不公不义都受到原谅，“有容乃大”，我们以厚德承载一切，崇辱皆忘，我们因为和谐、和平主义赢得了自以为是的“尊严”。——没有谁去处理污水厂、化肥厂、增白剂厂……因为这些大佬们会把税款塞进这些官员的私人腰包。而面点师成为祭祀馒头之死的绝佳人选，每个人都认同，每个人都竖指称赞官员的执法和行政能力。馒头死了，公道似乎在成长。
在荤素兼收、雅俗共赏的二人转成为国粹的时代，馒头死了，把未来留给了米饭。而米饭是极端需要水而成长起来的孩子，在这个大部分国土处于干裂的国家，要让米饭能够担负未来确实希望十分渺茫。然而，在没有希望着去获取希望，一直是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光荣历史中尤为重要的部分。
人民需要其实不是馒头，可能也不是米饭，而是飘忽着的希望，永远的希望，这是党国存立的基础。没有希望，这个国家就死了。对于充满幻想和希望的人来说，馒头死了算不了什么，即使牲畜的生命周期受到压缩，西瓜也因催命而爆裂了，黄瓜遭到强制性避孕，洋白菜被活活掩埋，米饭随之也死了，然而，希望仍在，党国仍在，人民仍在！我们是能够食草而生的民族，况且还有树皮和窑土，以及腐烂的动植物所化生的各种菌类。

2
小麦是一种顽强的植物。越过寒冬，因为勇敢抵御冰霜雪雨风，红梅受到了歌颂，而小麦没有，仅仅因为它开不出红色的花蕾。在红色中国，如果你不能让自己拥有红色的血统，哪怕你是小麦，最终也只落得默默无闻。
——无论塞外，还是江南，麦苗以最温实而又最平庸的形态覆盖在祖国的大地上，自降如野草，而它预示着有饭可吃的来年。小麦是上帝赐给人间的最宏厚的福祉。
当春临大地，在百花争艳之际，它也未能开出令人瞳孔放大的花蕾，未能鲜艳地装点人世，而仅是绿油油地在一阵压一阵的风中起伏。直到初夏，可以忽略不见的花粉点点飞扬，为了人类现实的温饱问题举行了一场极端低调的婚礼——没有一颗麦苗甘愿自我荒废，授粉与被授粉，没有跑车名驹助阵，没有艳照外泄，一次性完成受精，少有丁克族自取灭亡。
麦穗抽出，丰实的人生即将到来。麦浪滚动的景象是喜人的，然而只有素朴的农民为这种景象感染，有一个农民的儿子——海子用诗歌记录了麦穗，并把它视为值得在高处赞美的景物。
麦穗，预示一种与世无争的生命态度，预示一种善待自我的修持，预示一种舍己为人的赐福，预示不喧嚣叫嚷的内在丰实，预示和平中真实可感的幸福……但从来没有预示对形式主义的青睐，没有预示为满足尊严需求而被转化的光荣，麦穗抵御着政党，抵御着不平等的制度，抵御着虚荣的时尚，抵御着一切试图改变自身容貌的脂粉。
当它将人生化为金灿灿的果实，它愿意倒在刀下，它欢送着颗粒进入谷仓，进入市镇，进入加工厂，被粉碎，被搅拌，被揉捻，被扎制成型，进入蒸笼，进入油锅，进入血盘大口……
馒头，无疑是小麦一生最具有自我纪年意义的呈现。那是用小麦肉躯建立的坟墓，无数的小麦舍生忘死，那是“志愿军”们甘愿捐躯的朝鲜战场，小麦希望自己死在一个能够获得永生的地方，然而，却迎来馒头死亡的时刻。作为植物王国中“人口”最多的种族，小麦在失望之余，仅可能寄身于绵长的面条了。然而，面条会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