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仇官仇富的问题

近年来，媒体常常出现“仇官仇富”的话题。国人为何会产生“仇官仇富”情绪？这种情绪对不对？
先谈仇官情绪。
近年来仇官的言论确实不少，最典型的可算是：“当今无官不贪，把所有当官的都杀了，也只会有漏网的，不会有杀错的。”可见仇官的情绪颇为激烈。
国人为何会产生如此激烈的仇官情绪呢？依笔者之见，这是由于官场腐败越演越烈所致。
仇官情绪对不对？笔者认为又对又不对。凡事都不能一概而论，应该用一分为二的辩证观点考察之。官有好坏之分，好官要敬仰，坏官要仇恨。
像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成克杰、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有松、原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原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那样的大贪官能不仇恨吗？
但是，凡见到当官的便横眉以对，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仇恨，甚至要赶尽杀绝，这样的偏激情绪就是十分错误的了。
最近，全国党员干部响应胡锦涛总书记的号召，掀起了向云南省原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同志学习的热潮。中组部作出决定，追授杨善洲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杨善洲同志，在职期间带领干部群众发展粮食生产、推广科学种田、开展多种经营、兴修水利设施，把深山大沟建成了全国闻名的“滇西粮仓”。离休之后，他不进省城安享清福，带领群众历尽艰辛义务植树造林２０多年，把荒山变成了绿洲，又将价值超过３亿元的大亮山林场经营管理权无偿交给国家。他对群众满怀深情，经常为困难群众买粮食、购种子、送衣被，而对自己和家人始终严格要求，从没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亲属办过一件私事。他的模范事迹和崇高精神，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树立了一面光辉旗帜。
笔者所在的地区也有一位被群众敬为“老黄牛”的好官。他从普通干部升为县委书记、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一路顺风。官越当越大，但他从来没有忘本，没有忘记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工作勤勤恳恳，作风艰苦朴素，数十年如一日，用自己的工资支持一些困难家庭的孩子上学。离休后回乡承包荒山造林、种果，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奋斗，赚到了一百多万元。他一分不留，全部捐赠给慈善机构。
像这样的好官，敬仰都来不及，还仇恨得起来吗？

再谈仇富的问题。
富是人人响往的目标，本来与仇字不沾边。但是，近年来国人确实出现了一股浓浓的仇富情绪。国人为何会产生仇富情绪？这种情绪对不对？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方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中国老年》杂态2011年第3期以“百姓为何仇富？”的标题报道：最近世界银行报告指出，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的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这1％的家庭是如何掌握了全国41.4％财富的呢？
请看：
《搜狐网》2008年1月21日报导：无锡一个有近千万元资产的国有企业，在改制过程中，企业的原领导班子与有关官员互相勾结，采用隐匿、贪污等手段大肆侵吞国有资产。然后让审计部门将该企业评估为负资产，无偿地转让给原领导班子成员私人所有。
一个颇具规模的“国企”，在腐败的官场中，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变成了“民企”。
前几年，粤北地区发生了一宗震惊世界的矿难，130多名矿工永远葬身井底。这宗矿难也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把“国企”攺为“民企”造成的。一个农民暴发户，通过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仅用百万元买下具有数亿元资产的国营煤矿，不到两年便赚了数亿元。矿难发生后，那个老板还扬扬自得地表示，愿拿三亿元“搞定”。有关部门检查发现，发生矿难的那个矿井根本不符合安全生产的条件，可是老板却持有安监部门发给的符合安全生产证件，原来这是老板花10万元向安全监督部门的有关领导弄来的。
一个数亿元资产的国有企业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化”为私有了，130多名矿工就是在这种腐败的“攺制”中死于非命的。
改革开放早期，东北某钢铁厂的原党委书记，让其儿子在钢铁厂旁边建了个钢材批发公司，然后利用职权，釆用蚕蚀的手段化公为私。一个知名的国有钢铁企业被搞垮，而那位党委书记的儿子却成了钢铁大亨。
笔者所在地也有这样的事例：改革开放早期，某市以招商引资为名，在香港注册办了个公司，市长用手段把儿子调往该公司，然后“承包”了这个公司，承包初期经营不善，亏了3000多万元，由政府“买单”，后来赚了钱就是他个人的了，一跃而成“知名企业家”。老子死后便合家移民外国。
以权谋私或权钱交易化公为私而“富”起来的家庭不胜枚举。
诸君：您明白1％的家庭是如何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了吗？
国人的仇富情绪，实际是对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化公为私而“富”起来的人的义愤。
一些“名人学者”曾经大声疾呼：“仇富情绪要不得，仇富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在这里，笔者要回敬这些“名人学者”一句：“先生们：你们错了，这是你们站错了位置而得到的错误观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