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批评余华（五）

自从《兄弟》上部出版以来，针对这部小说（包括下部）的批评之声从未停歇。以前学界的许多学者在实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由原来的“吹捧家”变成了如今的“批评家”，一夜之间完成了一个悖反角色的位移过程。因为从《兄弟》的文本看，实在是难以挑出在他们以前看来那些值得可圈可点的东西了。谢有顺、申艳霞、张颐武、李敬泽、杨栗、黄惟群、石剑峰等一批著名的批评家也加入了批评的队伍，使批评的队伍越来越庞大，形成了一个讨伐余华的波澜壮阔的局势。通过这次声讨，批评家们暂时放弃了积习已久的客气与圆融姿态，以冷沉的面色实现了独立和自觉的形象塑造。

批评家指出了《兄弟》的众多硬伤，比如，主题重复、视角单一、人物扁平、认识粗浅、叙述罗嗦、趣味低俗等等。由于作者全然凭借国外的叙事资源在自己的写作实践中进行简单的敷衍，而生活的贫乏直接导致了作品现实根基的缺失，变得抽象，言不及物，失去一部小说所起码具备的艺术水准。在批评语境中，余华显然成了一个不入流的文学“写手”。但是，没想到的是，这次声讨的最终结果，却是余华渔翁得利，“写作退步，名气进步”。

版权制度把文学与市场空前严密地捆绑在一起，商业炒作引来巨大的发行量。于是，这种商业化体制，在一种公正合理的前提下，对纯文学和文学精神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围剿与扼杀。很大程度上，读者、作家与出版单位的这种合谋不仅误导了大众的审美阅读和文学想象，同时也破坏了中国汉语文学生态的健康运转，也直接导致了精神生态的败落和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在这样一种看起来是常态的语境下，大量的文字垃圾泛滥成灾，严重抑制了优秀文学的生产。

现在的作家圈类流行的行话是，作家分四种：吃黄道的，吃黑道的，吃白道的，吃红道的。所谓“红道”，就是专门吃官家饭的，也叫吃皇粮，在政府领导的身边团团转，及时捕捉政治热点，下笔便可获这类或那类的奖项。“黑道”是指那些专吃西方政治饭的，靠中国政府的查禁来实现自己作品在西方的经济利润。余华显然不是。“白道”当然是指文坛里那些“寂寞的勇士”了，余华也够不上。最后剩下的只有“黄道”了。现在的余华显然属于这类货色。走“黄道”的人专指那些吃市场饭的，怎么卖钱就怎么干的那种。道义、责任、良知，这些词语早已在他的内心消解殆尽了。他现在的任务是专靠收买那些具有影响力的名学者来为他阻挡对他不利的声音，为此获得一个纯文学写作者的称号。他一边干着侮辱文学、玷污文学的事，一边打造自己的清高寡欲的作家形象。显然，他是他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