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鸡儆猴与鸡飞蛋打

据说，第一只被用来儆猴的“鸡”是春秋时的贾庄。春秋时期，齐景公任命田禳苴为将，带兵攻打晋燕联军，又派宠臣庄贾作监军。禳苴与庄贾约定，第二天中午在营门集合。然而，贾庄仗着是景公的宠臣，无视禳苴的命令，久久不赴约。禳苴一怒之下下令杀了庄贾。继贾庄这只被杀之儆猴的“鸡”，又有齐国的“狂橘”。关于这两则杀鸡儆猴的故事，效果都是非凡的。田禳苴怒杀了贾庄，严肃了军纪，提振了军队作战力，屡屡克敌于城下；“狂橘”被姜太公杀之，使得那些不愿为周作出贡献，怀悲周朝的故作清高人士都不敢清高，只得隐居下去，不敢有违国家法度。
有关“杀鸡儆猴”的故事历朝历代都在上演，似有曹操斩杨修之属。只是，逐渐演变之后，“鸡”杀得不少，儆到的“猴”却少之极少。甚至出现了“杀鸡儆猴”导致“鸡飞蛋打”的结局。且不说别的，单说“城管打人”一事，便可以得到印证。
城管打人早已不是什么大新闻。发生这些恶劣事件之后，有关单位纷纷祭出“杀鸡儆猴”的大旗，拉出一些临时工来平息此事。猜想有关单位在处理“城管打人”这类事中，有着耍猴人的心态。因猴子不听话，不得不杀掉一只鸡来警告猴子。毕竟，他们深知猴子的成本要比鸡的高出许多。真要他们杀掉一些猴来儆鸡，那便是本末倒置，有着壮士断腕之痛了！试想，有多少人会有诸葛孔明的那般魄力，挥泪斩马谡？既然如此，“杀鸡儆猴”渐渐的演变成了一场闹剧，不但没能起到该有的作用，反倒让猴更为猖獗。为何？究其原因，不难发现有以下几点，值得商榷。
首先，有关单位处理此类事件之时的“耍猴人心态”暴露无遗。既然出现了此番心态，处理该类事件时的心态便显得过分敷衍，甚至于有“护犊子”之嫌疑。且看，有关单位一旦出现“城管打人”之事，抛出的无外乎是“临时工”的作为。好像所有临时工都是替罪的羔羊。又好像凡事正规编制人员都严于律己，并不存在这般不文明之事。于是，归根结底，被用来儆猴的便都是这些可怜的临时工了。当然，作为临时工的人也不要埋怨，谁叫我们的成本太过廉价？没有强大的靠山，更没有一张可以纵横官场且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呢？假若真要怪，只怪未能出生官宦之家。可惜的事，祭出的染满鸡血的大旗，却因不够分量，被逼到了闹剧的边缘，演变成了多数人的尴尬。甚而出现了某些本该遭受重处的猴看那些为他顶罪的鸡表现出不屑一顾神情，好像这样的命运天生就该是作为弱者的鸡来承担似的。于是，鸡杀了，在那些本该被杀的猴里，看杀鸡的也就少了。
其次，在“杀鸡儆猴”的典故里，所杀的“鸡”都是有过错的，而那些猴并未犯错。之所以杀鸡，只是为了警告那些没有犯错的猴能约束自己，不重蹈覆辙。可是，在如今“杀鸡儆猴”的故事中，犯错误的猴不曾被杀，反倒牵累了无辜的鸡。这可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又一新解了。试想，明知犯错的是猴子，杀的是鸡。对于那些犯了错的猴子，他心中何来恐惧？既无恐惧又何来畏惧？不曾有着畏惧又何来敬畏？似这种无恐惧无畏惧无敬畏的杀戮方式又能起到什么效果？不过是在借助手中的权利不遗余力的表现出一种粗暴的公平。而这种粗暴的公平衍生的是一种侥幸，抑或老子最大的扭曲心态。如此一来，杀鸡儆猴的效果可想而知了。
再有，如今“杀鸡儆猴”演变的不过是一场表演秀。在如今的社会里，信息传播速度之快令人无法掩盖一些事实的真相。出于无奈，处在烽火浪尖的有关单位不得不粉墨登场，导演一出作秀的戏。戏的内容无外乎杀掉几只可怜而又无辜的鸡。似这般在众人眼里一看便觉得滑稽的闹剧，而某些单位却上演的乐此不彼。仿佛在说，快看，这就是那天捣蛋的鸡，如今已经落得应有的惩罚。然而，令其意想不到的事，在他们背后无数双眼睛的冷眼旁观，还有嘴角流出一丝轻蔑的笑。当然，这些冷眼旁观的人群中，也有那些逃过一劫的“猴”在一旁暗自庆幸，推杯换盏，庆祝自己的好运。想来，他们心中一定还在喃喃自语：做猴好。即便犯错，也有鸡顶着。
故而，杀鸡儆猴不成，反倒培植出越来越多的“猖獗之猴”。关于此论，由城管打人一事，杀的鸡不但不曾儆到猴，反倒在各地上演一出又一出“街面武侠”的故事可见端倪。于是乎，“杀鸡儆猴”演变成了“鸡飞蛋打”也就不足为奇。
其实，要做到“杀鸡儆猴”不至于“鸡飞蛋打”有个最为直接的办法。那便是“杀猴儆鸡”令那些想着犯错的鸡和猴望而生畏，进而生出畏惧和敬畏之心。可惜，要做到这一点，面对错综复杂的官场，还有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何其之难！
果真要回归到田禳苴怒杀庄贾，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可谓是任重而道远，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