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伟大开创者

一、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在鲁迅看来，复古有两层含义，一是“取古复今”，二是“苏古缀新”。这并非是一般的复古，鲁迅自己讲的清楚：“我在文艺史上，却找到了一个好言辞，就是Ｒenaissance，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意义，是把古时好的东西复活，将现存的坏的东西压倒，因为那时候思想太专制腐败了，在古时代确实有些比较好的；因此后来得到了社会上的信仰。现在中国顽固派的复古，把孔子礼教都拉出来了，但是他们拉出来的是好的么？如果是不好的，就是反动，倒退，以后恐怕是倒退的时代了。”（《关于知识阶级》）这段话表明，鲁迅提倡的复古，是文艺复兴，是复兴古代好的东西，结合当代的时代语境，创造出新文化。“复古”是为了像当初意大利文艺复兴时反对中世纪的封建文化一样，复兴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优秀方面，去反对当时的封建残余。说到底，是以复古来实现启蒙。但既然鲁迅已经表明他与顽固派的复兴礼教不同，那他所要提倡的复“古”，具体是指什么呢？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曾经指出过：“顾吾中国，则夙以普崇万物为文化本根，敬天礼地，实与法式，发育张大，整然不紊。覆载为之首，而次乃于万汇，凡一切睿知义理与邦国家族之制，无不据是为始基焉”。中国在几千年的文化发展中，并没有出现如西方基督教一样的一神教，而是出现了儒道释多元并存的文化信仰。究其原因，就因为在中国人的深层文化心理中，一直禀承着对天地自然的崇拜。这种自然崇拜，发端于远古的先民时代，远远早于封建礼教的出现，就如同欧洲文艺复兴以复兴早于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古希腊罗马文化一样，鲁迅提倡复兴中国古老的先民原始自然灵性，从中华民族的文化源头汲取营养，来拯救被封建礼教文化所压抑的中华民族精神本体偏枯状态。这种“偏枯”，在国民身上的表现，就是“国民的劣根性”，在《阿Q正传》、《祝福》、《孔已己》等一系列小说中，鲁迅给予深刻的揭露与批判。
如果说西方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在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精神的复兴中，重新发现了人间的、现世的，大地上的“真理”和生存于其间的“人”，并发展出“人本主义”的话，那么鲁迅，所提倡的“复古”，也是要再重新发现被封建礼教文化桎梏、掩盖和扭曲的本真人性，这种人性，在“气禀未失的农人”身上，在那些“迷信”赛会和龙神的民众朴实信仰中，都有所体现。在鲁迅的小说中，色调最为明朗的《社戏》，就是作者对这种具有原始质朴和健康人性——“用天之宜，用地之利，借自力以善生事，辑睦而不相攻。”的表现和向往。这难道不是对中国古老的“天人合一”的理想的一种最具体的表达吗？正是这种原始自然人性，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然中国则何如国矣，民乐耕稼，轻去其乡，上而好远功，在野者辄怨怼，凡所自诩，乃在文明之光华美大，而不借暴力以凌四夷，宝爱平和，天下鲜有。”但这种古之“文明”，在后来的封建礼教文化浸染中，在道家“不撄人心”观念的熏陶下，却渐渐的发展到一种极端的“偏枯”状态，导致人的原始自然生命力日益枯萎。
在鲁迅看来，当“有新国林起于西，以其殊异之术来向”，必然会“一施吹拂，块然踣傹，人心始自危”。作为精神界之战士的鲁迅，在留日期间的弃医从文，不能不说是因为他发现了中国人贫弱的真正痼疾并不在肉体上，而是在精神上，心灵上。正是“人心”、“精神”、“灵明”的丧失，即国民精神的失落，导致了中国人的愚昧和麻木，这是中国人落后于世界的根由。由于鲁迅发现了人心之危，才是国民愚弱的真正结症，所以才改以文艺来改造国民性。但鲁迅何以选择文艺，而不是其他？因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鲁迅小说的取材，之所以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苦痛，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作为人的灵魂的伟大审问者，以笔为刀，“穿掘着灵魂的深处，使人受了精神底苦刑而得到创伤，又即从这得伤和养伤和愈合中，得到苦的涤除，而上了苏生的路。”鲁迅选择改造国民精神，改造社会，既有我们前面所述的现实层面的原因，也有另有一层文化心理原因。在鲁迅看来，“诗人者，撄人心者也。”拯救人心之危，必然要有诗人，当然鲁迅指的是“摩罗诗人”，即精神界之战士。在鲁迅的思想中，“人心”、“精神”、“主观之心灵界”、“灵明”、“神思”等所指的，都是人本于自然天地万物的原始生命直觉和创造力。
“涵养人之精神，即文章的职与用也”。鲁迅的弃医从文，从本质上来说，还是因为只有“诗”，即“文章”，才能从根本上解“人心之危”，让被封建礼教所遮蔽和掩盖的“主观之内面精神”、“性灵”、“神思”复苏和澄明。由此可以看出，鲁迅的“复古”与“启蒙”实二而一也。“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文化偏至论》）
二、
鲁迅所生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代，毕竟与欧洲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与十八世纪的“思想启蒙”不同。在他的文章中，文艺复兴与思想启蒙是合一的，二者的连接点，就是“个性主义”。鲁迅称其为“个人主义”，并且指出，其并非“害人之利己主义”，与欧洲启蒙时代的个人主义是不同的。欧洲启蒙主义的现代性的“个人主义”，在当时已经破产，而鲁迅所说的“个人主义”，乃是源自“新神思宗”叔本华和尼采意志哲学的“个人无治主义”。或许称为“个性主义”更合适一些。尼采的立场是反对西方传统的基督教思想和道德的，他喊出了“上帝死了”的口号，进而宣布每个人都应该做自己的主人，并且把人分为两种，主人和奴隶。但这并非是从社会现实层面上来划分的，而是从人的生命意志精神本体划分的。尼采的生命意志，是指一个人的自然生命意志力，一种生命的原始强力。是每个人，乃至世界万物的本体。“生命作为我们最成熟的形式，只是求力之聚集的意志。生命作为个别情形追求最大的限度的强力感。最求无非就是最求强力。最基础，最内在的东西始终是这个意志。”禀有这种生命强力的人，就是主人，反之，就是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