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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想坚持着多写点文字,但总觉无所可写,又愧于胸中文墨不足,而时时搁笔。读苏轼《叙》,忽觉:以生活为砚,心情为墨,蘸一笔心绪,书一纸无拘,便是为文之道。宋仁宗嘉佑四年(1059)秋冬之际,苏轼与弟苏辙侍父
想坚持着多写点文字,但总觉无所可写,又愧于胸中文墨不足,而时时搁笔。
读苏轼《<南行前集>叙》,忽觉:以生活为砚,心情为墨,蘸一笔心绪,书一纸无拘,便是为文之道。
宋仁宗嘉佑四年(1059)秋冬之际,苏轼与弟苏辙侍父苏洵第二次入京,“侍行适楚”,“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父子三人一路“咏叹”,“凡一百篇”。苏轼集之,谓之《南行集》。“以识一时之事,为他日之所寻绎;且以为得于谈笑之间,而非勉强所为之文也”。
如此发乎情而见乎文的创作态度,正是苏轼苏辙兄弟二人所恪守的。
苏轼在《<南行前集>叙》中说道“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指出并非善文者之作为佳,而是心中有意不可不抒而发之于文的作品才是佳妙;看那“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的千古妙论,此者,真乃“不能自己而作者”;苏轼还表明了兄弟二人的创作态度:“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强调了“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为文之道,没有矫揉造作,凭心而书,任意而为,一种洒脱。
吾辈非圣非贤,无拘无厄,但以生活为砚,心情为墨,蘸一笔心绪,书一纸纵然;不以强求,但于谈笑之间得之,“以识一时之事,为他日之所寻绎”,那又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