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威力有多大

年轻时，听人家争论“德治”和“法治”孰优孰劣时，总是十分的不理解。认为讲道德，讲礼义，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一村一乡乃至一国，理应以“德治”为先。理由很简单：“法治”似乎太不通人性，如秦始皇之治国的许多“法治”之举，简直是骇人听闻。你看，它不但治不了国，最终还不是过早地被刘邦推翻了不是？而孔子的主张，听了实在舒服。因此也认为，只有孔子这样的主张，才能进入人人喜欢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大同社会。
经历的事多了，慢慢地就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不可能是自然生成的，它既要靠道德来灌输，更要靠强制的手段来约束。因为，“人之初”虽“性本善”。但“人之初”“心”却姓“私”。许多不可为之的事情，光靠道德是起不了多大的作用的，只有采用一些强硬的措施，才能使人威之、慑之、轨之、服之。此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是也。
应该说，“德治”和“法治”在本质上是不存在孰优孰劣的，我的理解是，两者都不能偏废。然而，具体实施起来，有时可能应该多讲点“德”，而更多的时候就可能应多施点“法”。
一日，在某报看到了这样一件事，颇觉有意思：说的是一个平常的周末，某君坐火车从某地去某地。当进站排队时，本来不长的队伍等到列车员开始检票，局面就立刻大乱。一位扛着行李、领着小孩的妇女被人流冲得东倒西歪。于是，某君在思考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治一治不排队的陋习的同时，有了这样一个问号：为什么我们坐飞机，广播上说要延误两小时没人着急；但正点登机时候，反而人人急得往前乱挤？结论是：延误时大家都同样晚；正点时，就有个谁先谁后的问题。因为，一旦落后了，就会有许多麻烦诸如行李架让人占了、行走不方便了等等随之而来。再说，也没有规定，登机时必须谁先谁后。
从这件事上，至少就说明了这样两个问题：一是管用有实效的措施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二是自古以来众多的实践证明，“抢先”确实于己有利。于是，也才有“先下手为强”之说；也才有“奸刁皮滑”之人“占光”，“老实人”“吃亏”之说。
许多去过欧洲的人普遍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人家的生活很悠闲，心态很平和，秩序井然；家里没有防盗门，没有防盗网；开车不抢道，过马路不闯红灯。人家是如何做到的？答案是：靠法律、靠制度。我始终认为，不管是此国彼国，也不管是欧洲美洲，人的原始意识总是差不多的，现在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差异，并不是彼方的道德比此方好、彼方的觉悟比此方高、彼方的法律法规比此方多。问题可能就出在执行法律法规的严肃性上。可不是吗？一些国家的法律法规一出台，民众就主动地争着学习、钻研，唯恐漏掉什么；另有一些国家，凡有什么法律法规出台，却非要大张旗鼓地宣传一番，并号召大家学习不可。结果呢，主动学习钻研的，该照章纳税的纳了，该遵守的秩序主动地在遵守。而号召人家学习的，许多时候不是有法不依、违法不究，就是执法不严、执法犯法。其中原因，依愚之见，不外乎三个：一是有些法规本身就缺乏科学性和实际操作性或在执行时弹性过大；二是执法不严，对执法犯法的人制约力不强；三是少数有职有权的人可以以权代法，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由此看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真正繁荣昌盛、文明富强，首先，还得有赖于科学的法律法规。有了科学的法律法规，人们才能谈得上真正的平等相处，才能真正地安心地从事各自领域里的工作，才能真正从根本上抑制“劣吏”的种种胡作非为，也才能真正地搞活经济、提高生活质量。当然，法律法规是带强制性的，但如果一开始便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渐渐地，人们便会去掉侥幸心理，便会自觉地去履行。此时，这些带强制性的东西，便不再是一种负担，而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一种习惯需要。而“德治”、“人治”，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只能是助长个人的特权和私欲。由此想来，便知年轻时想法之幼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