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困惑

中国农民工的总数，截止到2010年底，已达2.4亿。他们的数量是现役军人的100倍，是公务员的10倍。然而这么一个庞大群体的合法利益却常常被忽视，国家机关，没有他们的权益代言人，他们的利益受到侵害时，常常投诉无门。虽然近几年人大代表中，象征性的有了农民工的名字。但这些人也只能说曾经是农民工。就如现在的农民代表，恐怕很少有真正与庄稼打交道的地地道道的农民了。就如全国闻名的江苏农民代表吴仁宝、钱月宝，现在都是资产达数十亿的企业家。但他们仍然是以江阴华西村党委书记，常熟梦兰村党委书记的身份，代表江苏农民出席全国人大会议的。如果说他们是农民代表，那也只能说他们曾经是农民。化肥的涨价、庄稼的收成已经不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了。他们更为关心的是资本市场、税收、人民币汇率。所以更准确的说，他们应该是企业界的代表而不是农民代表。现在的人大代表，最多的是公务员，其余的就是军人、企业家、高级知识分子、以及社会精英。所以这些人的权益也最有保障。农民、农民工等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只能靠这些人的良知去为他们呼吁。
农民工是社会的不可或缺，他们的利益却又最得不到保障。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他们播种了春天，却无缘秋收。他们和城里人一样的为社会奉献，却不享受城里人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他们被排除在“同工同酬”“同城待遇”的法律门槛之外。农民工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他们很难在城里婚嫁，《新结婚时代》里如是说：“嫁给农民工，就等于嫁给他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
“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农民工，把他们的孩子带进了城市，他们在城里生息繁衍。他们的孩子应该算是第三代农民工了，农民工的后代已经习惯了城市。他们不会种地，他们不再属于农村，但也不属于城市，他们成了城市的无根草。有评论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中国城市不是没有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的贫民区，那是因为农民工不属于城市。城市最低工资、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看上去都很高，也是因为这些数字，没有把农民工统计在内。
既然法律与城市管理未让他们成为城市“市民”，既然农村还有广阔的天地，他们为什么不回去呢？跟城市贫民比起来，他们不是还有退路吗？其实，现在的农民工，尤其是第二代农民工。他们虽然被划入农村人口的范畴，但他们的心理上，却认为自己是城里人。他们被城市遗弃，又回不了农村。回不去的原因许多是心理原因：他们亲历了农村与城市差距，加上农民的失地。他们已经无法在农村生存，也不再适应农村生活。
农民工虽然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洋溢着他们自己的快乐。他们喜欢嘲笑城里人：出门打的，却在跑步机上挥汗如雨；手机里存了两三百个电话号码，没有一个是邻居的；管儿子叫“小兔崽子”，哈巴狗叫“儿子”……。农民工的乐观与直接，耐力与抗力，善良与简单，已及他们长期坚持与甘于寂寞的能力，却是城里人所不及。崔永元说过，宁可女儿是个快快乐乐的农民，也不希望她是个忧郁的知识分子。他也许是有感而发。
中国正在加速城市化的进程，有这样一群人正在产生，他们不是地道的城市居民，也不是地道的农民，算不上二代农民工，或许应该是第三代民工。怎样解读第三代民工，历史正在续写。他们的命运或许会有所好转，因为他们的父辈、祖父辈已经为他们做出了牺牲，为他们能在城市生存打下了基石。

2011.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