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历史依托下的不同精彩

众所周知，古希腊就成为西方的经典，也成为中国戏剧的一个经典，对中西方戏剧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极深刻的影响。可无论是西方的戏剧，还是中国的戏剧，它们在历史的发展下各自有着自己的精彩。
戏剧最早的时候从古希腊开始的，它发端于古希腊祭祀大典上的歌舞表演。每年春季祭祀中有人化装成酒神的伴侣——羊人，众人载歌载舞，颂赞酒神的功绩。后来，在歌舞中加进一个演员，其他轮流扮演几个人物，并与歌队长对话，这是最初的戏剧因素。内容也扩大到其他神的丰功伟绩和超人英雄的故事。至此，戏剧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样式已经成型。整个中世纪的戏剧都是在教堂、广场演出的宗教剧，主要表现上帝的伟大和圣徒事迹。文艺复兴时期正式形成了话剧、歌剧、舞剧三大剧种。
而那时的中国正是诗歌盛行的时候，人们对于诗的崇拜影响了对于戏剧的兴趣，直至元朝，可那时已经比西方晚了一千七八百年了，所以相对而言，形成较晚。北宋时，为了适应广大市民阶层的文化娱乐需要，各种民间技艺便纷纷从各地汇集到城市里来了。其中，对戏曲的形成影响最大的主要有说唱性质的艺术：诸宫调；歌舞性质的艺术：大曲；扮演性质的艺术；傀儡戏、参军戏等，这三种性质的艺术样式相互吸收，才形成了戏曲的雏形阶段——宋杂剧、金院本。这些都是多种民间(或已经走向民间)的娱乐样式的杂合。北宋末南宋初，宋杂剧的一支演变为南戏，中国戏曲才发展成熟。
诗歌对中国戏剧的影响是重大的。密西根大学的一个教授，他就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中国人写的戏曲。实际上常常是为诗做借口的。匆匆忙忙跑到一个境界一停，抒发，诗，两个人唱来唱去，唱来唱去。确实如此，在《西厢记》里，崔莺莺送张生大概唱了四十几段，虽然外国诗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间那段楼台会，也有诗歌的吟唱，“Themoreive，hemorehavforseohreinfinite”意思是“我给的越多，我就得的越多，因为双方的爱都是无限的”。这里面有诗意，但绝对不可能唱四十几段。又比如说，张生跟崔莺莺见了好几次面，每次就抒发一段诗，一段诗就是抒发一段情，一段情就是一个小故事。戏剧应以故事情节为主，而中国的戏剧由于撇不开诗歌的存在，故事里有诗，诗里有故事。这让我想起中国的诗和画也有此一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由此可见，中国人写的戏曲，逃脱不了诗歌这种飞跃的东西。诗就是飞的东西，所以中国人可以台上转一圈，三千里就过去了，再转一圈，三十年也过去了。这对中国人来说非常容易理解，几乎不需要理解，因为在元杂剧产生的时代就是诗的时代，他们就是在诗的这个环境里长大的，他们懂诗。
在中国，有句戏谚，叫“无丑不成戏”之说。中国古典戏曲的演出场合多为农村的年节庙会，城市中的戏园茶园，富贵人家宴请宾朋的堂会等喜庆场合。观众都想来得到娱乐，所以不适合演悲哀死伤等不愉快不吉利的事。因此中国戏剧大多为大团圆结局，这与西方戏剧有很大不同。西方社会的戏剧里暗喻对社会的抨击和批判，所以故事和人物大都是悲剧结局。就看莎士比亚的悲剧和他的悲剧人物吧，结局都是死。罗密欧与朱丽叶有情人终难成眷属。而中国人的戏剧大多是用来娱乐的，所以不很注重故事情节的发展，有些戏剧甚至没有什么情节，唱了几天，都是同一个人，唱一段讲一个故事，只要他（她）唱得好听，观众愿意听愿意看，再唱几天也无妨。尽管也有悲剧人物，或分离或死亡，但最后一段大都是个大团圆，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如窦娥死了算是悲剧，可作者编排她托梦告诉她的父亲，要把陷害她的坏蛋除掉，最终坏蛋就除掉了；梁山伯与祝英台两人怎么看都是悲剧，作者就安排他们变成蝴蝶大团圆；张生和崔莺莺几经磨难，有情人最终还能成眷属。中国人编戏可谓用尽心思去构建大团圆结局。这是西方戏剧少有的，而中国戏剧则每每皆是。
在中国，随街就可以搭一个戏台子唱起来，舞台、服装、实物都不是很豪华，所有老百姓都可以看戏享乐，不分贵贱。而在西方，戏剧是一种贵族式的享受节目，是高消费，戏剧的表演地点被安排在剧院，而剧院的装饰布置之堂皇是有口皆碑的，一般的衣冠不整的平民百姓是无法入内的。
中西方戏剧的差异是存在的，中西方各自的特点也是值得互相学习和效仿的，它们各自经过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形成了各自的特点，有着不同历史下的不同精彩，只有认清它们的相同和差异，并互相借鉴，才有助于它们更好的发展。
相对而言，我更喜欢中国的戏剧，虽然它的综合艺术可能不及西方戏剧，但它能让中国更多的人看懂听懂，这也是难能可贵的。中国人多，中国人的素质参差不齐，能够照顾更多的人的需要而编排中国的戏剧，那是正确的，只有那样的文化，才是一个国家真正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