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雨打芭蕉

生理上有缺憾，往往还能促成一个人成才。在文学艺术领域，这样的例子还是很多的。比如，美国著名作家海伦*凯勒，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均为盲人；自强不息的张海迪，大半身瘫痪；“千手观音”邰丽华，成了聋哑美女舞蹈家……我认识3位仙桃诗人，两个听不见，一个手脚残。听不见的，是山藤子、左永付；手脚残的，是小草。他们，是仙桃文学领域的几朵奇葩。
经济生活，是当前社会生活的主体；文学艺术，正呈现边缘化的趋势。掌管着本领域话语权的专家都显得边缘，大多数业余作者当然更边缘，而这些有着生理缺欠的残疾文学爱好者，自然更显得边缘。
山藤子，一位几十年来笔耕不辍的老诗人，原名胡震亭，上世纪70年代兴修排湖泵站时，他被一件重物击中头部，导致双耳失聪。经常看到别人的口形猜测意思，自己就“唧哩哇啦”说个不停，其实说的意思驴头不对马嘴。他本是农民，在当地一家砖瓦厂干过。听不见的他，在哪干活都只能出劳力，可他在劳作之余，用丰富的想象、澎湃的热情写诗。由于相继发表了一些诗作，上世纪90年代初，一位好心的企业负责人，出资在长江文艺出版社为他出版了一本诗集。山藤子这个笔名什么时候开始用的，有什么含义，我不知道。只是，在现在的报刊上，他要发表作品，就用山藤子这个名字。他仍然写诗，也写散文，都是他亲眼所见、用心思考过的现实生活。他在市内一处叫爱民广场的娱乐城做清洁工。写作是赚不来多少稿费的。他的收入来源，主要是打扫清洁向餐馆、歌厅老板收取的卫生费；还有，他收集那些脏而废的瓶子、杯子、桌布卖钱。一介文人，必须以劳养文。我不知道，这位年已60开外的耳聋老人，还能伛偻着腰背，在爱民广场坚持多久。
我总以为，左永付是我一位很不幸的弟弟。我觉得，他长得和我比较相像，方方的脸，小小的眼，中等偏矮的身材。他还和我有一段文缘。十几年前，《声屏指南》广播电视报刚创办，程艳霞是文学版的编辑。我和左永付的短小散文，常常出现在同一个版面上。我当初根本不知道，他只是一名20多岁的小青年，更不知道，他竟然听不清人们说话。程艳霞告诉我，她和左永付交流，只能靠笔谈。后来，左永付就渐渐从仙桃的文坛消失了。他现在在干什么，生活得怎样，我不知道。只听说他前几年结婚了，在家种地，而他的文章，我是再也没看到了。
老在我眼前摇来摇去的，是一个叫小草的诗人。小草1米5几的个子，右腿跛着，右手弯着。他不像山藤子和左永付，能够出卖劳力，他不能干体力活。他碰到熟人，就向人讨烟抽，要几块钱的饭钱。说是社会不接纳他，家里人嫌他，生活没来源。可是，时不时地，他的右肩使劲一耸，弯着的右手就从衣袖里露了出来，把一张写了几行歪歪扭扭文字的稿纸递给我，说，刚写了一首诗，市报几个月没给他发表诗了，这次一定要给他发了。有时，露出来的，还是一张铅印的报纸，叫《平原诗歌报》，上面赫然印有一行字：总编辑，小草。许多中小学生的诗文发表在上面。在《平原诗歌报》上，他不是小草，是园丁。他让我认真揣摩他诗中的意境，别老说看不懂。
文学是愚人的事业。他们这些既愚又残的人在愚人堆里显得另类，在社会大舞台上更显得另类。然而，他们之所以能够写出那么多的尚有独特思想的文字，恐怕也还是因为他们有一颗善感而坚强的心灵，在那儿认真地倾听雨打芭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