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炮仗

——岁月划痕之二十
男孩子应该喜欢放炮，可外孙却不喜欢，过年我下楼去拉鞭，他都不跟着去。就说拉鞭没看头儿，那满天的烟花还是很壮观的，可外孙却不为所动。
那些烟花都是邻居们放的，我已多年没买过烟花了，就是下楼拉的鞭炮也是老伴儿买的。其实，我也没有了小时候放炮的那股兴奋劲儿，只是因为老伴儿一再强调，过年不放炮不吉利，我才例行公事的。
小时候就盼过年，过年就盼着父亲给钱去买炮仗。开始父亲给我1块钱，到小学快毕业时才给到2块。
对于父亲给的钱我要精打细算，尽量买性价比高的炮仗。一般要先买两三包100头儿的小红鞭炮（2角一包），因为这是最便宜的炮仗。我从来不用它拉鞭，都是拆散一个一个地放。胡同里舍得用它拉鞭的孩子极少。单个的小红鞭炮只有火柴棍那么大，威力很小，胆大的孩子就敢用手捏着屁股放，可我不敢。
再就是买少量的摔炮、拉炮。摔炮看着像只短香烟，里面装的是加了化学原料的细砂粒，一摔就响。拉炮是纸卷裹着蘸了炸药的折弯的细绳，用力一拉就响。
再就是买一点儿“滴滴金儿”，买一点儿小“起花”和“老鼠屎”。
有时，我会压缩以上品种，再买一包50头儿的小“钢炮”。小“钢炮”就是现在的普通鞭炮“大地红”，可那时觉得小“钢炮”可响啦。有时还会买一两个冒完黄烟再响的烟炮，或者着一会儿火苗再响的“苶灯”。至于“二踢脚”、大烟花等我从来不买，一是太贵，二是不敢放。
虽然精打细算，可我的这些鞭炮还是很快就会放完，这时再看到别的孩子放炮，就只剩下眼馋的份了。
为此，我曾盼着自己快些长大，因为那些爱放炮的大人们放起炮来都是大手笔，比如全哥和安哥，他们放“二踢脚”都论捆，一捆就有10个之多。鞭炮从来不拆开放，都是拉鞭。
我特别愿意看他们拉鞭，噼里啪啦过后，我能从碎屑中寻找到少数没有响的残炮。我发现捡炮仗与买炮仗相比，更让人兴奋，因为这是预期之外的。所以一旦有这样的机会我就绝对不会放过。
记得1956年公私合营时，街上总有敲锣打鼓报喜的，我们这些孩子会闻声而至，尾随着他们，因此报喜之前他们一定会大放鞭炮。炮声一停，他们念喜报，我们一帮孩子就冲上去捡残炮。
捡炮仗最多的一年是1958年，那时候搞总路线，搞人民公社，搞大*跃*进“放卫星”，喜事是天天有，那也就天天都有报喜的了。
可惜的是刚开始我不能全天候参与，因为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得上课。不过那热闹喜庆的气氛我是感受到了，因为整个社会，包括学校，都笼罩在这气氛之中。
记得宣传总路线的时候，临街的大墙上都画了宣传画，其中有一幅我印象深刻：一个大灯塔光芒四射，数艘龙舟擂鼓竞进，划船者正打起十二分精神，拼命挥桨。我理解画的意思是，在总路线照耀下，人们正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我喜欢画画，也喜欢研究画儿画得合不合理。看了此画我就想，竞龙舟都是在河里，河边怎么会有海边才有的灯塔？灯塔放着光芒，难道是夜间竞龙舟？后来才知道这是在图解“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的重要指示精神。
总路线也宣传到了学校，我们这些孩子也要背总路线的内容，那时候我还是好学生，自然背得烂熟于心，以至现在我都能张口即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另外，老师还教我们歌唱总路线的歌曲，其中有一首唱着特别带劲：“党中央发布总路线，全国人民总动员，鼓足干劲争上游，多快好省加油干，我们都是促进派，嘿！最响亮的口号是干！干！干！”学校曾多次组织我们演唱，所以我印象深刻。
不过当时没有明白“促进派”是个什么东西，听音辨意，认为是“粗劲派”，这样“干”起来才有力呀。后来听人议论，原来中国还有“促退派”。要求进步才是好学生，退步了张老师要批评，怎么有人还要当“促退派”呢？我很不理解。
很快社会上、学校里又开始宣传“大*跃*进”，虽然当时我不明白它的准确含义，但知道它大致的意思是建设社会主义不能慢慢腾腾，要飞速前进，一日千里。记得当时街上的醒目标语口号就是“一天等于二十年”。还有一幅经典的漫画，画在了不少地方的墙上。画中一个精神焕发的中国人，骑着骏马飞奔，把一个骑毛驴的大鼻子老外，甩得远远的。那老外戴着拔火筒似的长筒礼帽，穿古怪的燕尾服，面目猥琐，正气急败坏地抽打毛驴，而鼻孔里喷着气的毛驴却已寸步难行。不知画中的老外是美国佬，还是英国佬，反正那时的口号是“超英赶美”，谁都一样，一丘之貉。
“大*跃*进”开始后，报喜进入热潮，经常能在街上看到敲着锣鼓，举着红旗，放着鞭炮，去给上级报喜的人群。一批接着一批，跟赶集似的。
那时市委的办公地点在西大街西边，报喜的人们往往从税务角进入西大街。税务角离我们家很近，星期天不上课我会和一帮孩子一起跟着看热闹，当然主要是为了捡炮仗。
除了市委门前锣鼓声不断，专署和市人委也是接待了一批又一批。
后来我从一些资料中得知，7月2日市委、市人委还组织22个单位的报喜队伍奔赴天津，向省委、省人委报喜。报喜的新产品有：万能拖拉机、万能汽车、万能蒸汽机车、电力自行车、玻璃钢、钢锭、车床、醋酸纤维、鸡毛线、刺绣等28个品种。
不知是否与“大*跃*进”有关，那年春天河北省省会迁出了保定，落户到了天津。
那时候政府不叫政府，而叫人民委员会。省政府成了省人委，市政府成了市人委。保定市是在1955年改的。为什么这么改呢？要与苏联保持一致？要体现政府是人民的？不得而知。
人们报喜，好像是因为争了“元帅”，放了“卫星”。据说，市里已经定出了“元帅”“卫星”的标准，比如粮食、棉花、蔬菜达到亩产多少就算放“卫星”。
一说放“卫星”，我就不由地想起苏联老大哥放的卫星，那是货真价实的卫星，是大科学家们劳动的结晶，怎么我们种点萝卜白菜也算是放卫星呢？他们说放了就算放了吧，要不我们怎么有机会捡炮仗呢？
除了农民进城报喜，工人们也报喜，当然报的工业新产品了。父亲所在的商业系统也报喜，想不起他们报的是什么喜了，反正是大红纸上写了好多的字，贴在了市委、市人委的大门口。
报喜的人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