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网站首页 > 杂文 > 文章内容


导读:中国教育现状是怎么样的?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教育改革”取得了些什么成绩?中国教育的未来是什么?中国思想文化的方向在哪里?从“胎教”、“幼教”到“早教”,似乎孩子们已经就被有条件或无条件地捆绑在“教育”
中国教育现状是怎么样的?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教育改革”取得了些什么成绩?中国教育的未来是什么?中国思想文化的方向在哪里?
从“胎教”、“幼教”到“早教”,似乎孩子们已经就被有条件或无条件地捆绑在“教育”的马车上,从此以后,孩子们分秒必争地努力学习,从小学升中学,从中考到高考,不仅仅是孩子,连同大人父辈和教师们一起陷入一种最清楚而又难以逃避的困惑——努力读书,出人头地,升官发财,似乎就是隐藏在这种现象后面的源动力——而其它的一切都似乎是冠冕堂皇的说辞。

中国的教育简史

说起教育,不能不说说中国的教育史。
中国原始社会时期,“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渔”,“宓羲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足见则教育是根据现实需要而变化的。而且教育应当是普及的,大众化的,教民育人是维持整个部族群体发展的十分重要的关乎族群生死存亡的大事情。
到了奴隶社会时期,夏、商和西周都是推行奴隶贵族政治,垄断了文化教育,“学在府尹”,教育对象是贵族子弟,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也是统治阶级成员应该掌握的知识技能,教育的社会目的是维持社会统治职能。“礼不下庶人”,教育出现阶级性和等级分化,而对于奴隶,则是几乎不需要专门的教育的。而奴隶的生活技能几乎是在生活中相互交流学习、口授传播或家传的。这时谈教育,我们是站在那种角度谈呢?对于历史过去,我们无可厚非薄是。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也是教育剧变的时代。传统贵族秩序完全被打乱,官学教育体制被打破,学术逐渐扩散到民间,出现了一个掌握文化知识和技能的特殊群体——士人群体的扩散,学术思想和教育活动又是统治者需要和重用的基础,为求生存和扩张,各国统治者极力网罗和重用这些贤士。于是私学兴起,养士盛行,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站在不同的阶级或阶层的立场上,各抒己见,相互辩驳,相互争鸣,而又相互吸收、补充,使得这一时期的教育思想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发展,终究在中国思想文化历史上出现了各种文化思想交相辉映,“百家争鸣”的奇特文化盛况,也由此开创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最为丰富多彩,最为璀璨的一页。
而这个时期创办私学最为杰出的代表是孔子,他实行有教无类,主张有所为有所不为,创立了儒家学说,奠定了教育理论体系,对中国古代教育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论语》、《礼记》,尤其是其中《大学》、《中庸》更是儒家教育理论的力作,这以至于影响到了后来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的发展。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学派——法家,这是以法治为思想核心的治国之术,其思想先驱可追溯到春秋时的子产,实际创始者是战国前期的李悝(约前455~前395)、商鞅、慎到、申不害等。战国末期韩非子成为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建立了完整的法治理论和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将“法”、“术”、“势”三者糅合为一,又吸收道家思想,将法治理论系统化。他主张加强君主集权,剪除私门势力,“以法为教”,厉行赏罚,奖励耕战。在历史观方面,他提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事异则备变”的观点,而商鞅则将其应用自如,在秦国实施变法图强,进行封建化的改革,并成为秦王朝的统治思想,以至于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大秦帝国。
至于其它诸子百家,各有优劣,先后都被吸纳在后来的儒学中了。
然而秦国推崇的法家思想,以暴力苛政实现统一,焚书禁学,以法为宗,以吏为师,结果迅速激化社会矛盾,终究导致帝国覆灭。到了大汉建国,吸取了秦帝国的教训,开始推行“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社会经济和民间学术文化的自由发展,然而这种无为,不利于维持封建专制统治。到了汉武大帝时,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办学校,优而则仕,积极地进行儒家思想的教育和教化。“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的确立,不仅促进了汉代教育的大发展,甚至于对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更是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乃至于现代的中国教育思想意识形态也是如此。
这里要提一下,无论之前私塾还是后来的官学,能接受教育的绝大多数人都是贵族或有权势的人,至于百姓人家,能读书的那是十分稀少和罕见,这在后来的两千年也是如此。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动荡,社会分裂等原因,官学时兴时废,教育并不景气。而此时社会上佛、道、玄学盛行,反而儒学儒学。在国家选拔人才方面,逐渐演变成贵族化制度,以至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权力格局。
显然贵族化权力制度无法调和社会矛盾,隋唐推行以分科考试选拔人才,逐渐成为定制。宋、元、明、清,历代相袭,这种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推行长达1300年之久,至今也是如此。这也就是中国教育问题存在的根源之一。
科举制度是选士用人制度的巨大进步,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同时也成为被统治阶级有机会成为统治阶级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阶级矛盾,同时由于广泛办学,广开仕途门路,吏政制度由此确立起来,选拔出许多优秀的人才,提高了吏治水平,为封建国家增添了生机和活力,调动了全社会研习儒家经典的积极性,推动了儒家思想的传播和普及,促进了思想的统一。
到了明清时期,程朱理学中居于主导地位,但僵化、空洞,遭到王阳明为首的“心学”学派的反对。王阳明提出“心即理”,提倡“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教育,体现了儒家的实习实行精神,具有经世致用的倾向和人本主义色彩。后来以王夫之、颜元为代表倡导“实学”、“实用”,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对理学教育和八股取士发起了更加猛烈地进攻。
然而这种刚刚出现的“资本主义自由萌芽”的思想,被西方列强的枪炮和鸦片给毁灭了。面对列强的入侵,中国社会旋即处于剧变分化和动荡不息之中,内忧外患之下,面临亡国灭族的危险,一时间,拳拳赤子,热血儿女纷纷为家国而奔走疾呼,上演了一幕幕悲壮而可歌可泣的惨烈故事。“戊戌变法”的失败,就是这样背景下的诠释。
“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爆发,成为中国历史的分水。西方的民主、民权、科学和自由被强行嫁接在中国教育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