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　心　思　善

人性问题很深奥，孔子弟子子贡就深有感触：“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第13章）但是，孔子对于人性的言语也不是没有规律可言，不是无法领悟。
孔子对人性的认识或许没有我们现代人全面，但他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在孔子的言论中，我明显地感受到孔子对人性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那就是人心思善。这个论断是科学的。群居生活不是什么道德需求，但人的社会生活与动物的群居生活有质的区别。有思想、有个性、有自我价值的人，能和谐相处在一定的社会环境里，说明人性中必然有一种品质需求，它可以集聚人心。
从现实角度观察，人心思善是生活需要。一切只为自己着想的人是不会受到大家欢迎的，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里仁》第12章）人在社会上生活，考虑他人的利益，与他人建立起一定的诚信关系，客观上也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孔子感慨道：“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为政》第22章）但仅局限于此认识，人与动物也就没有多少区别了。动物的群居生活不是也有分工协作？人有自觉意识，有生活追求，在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会追求更高的精神享受。善恶就是人的生活中带有浓烈感情色彩的价值取向。
“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八佾》第5章）可以看出，都是群居的人，不同民族间有不同的道德标准。同民族人民，由于各地的风俗习惯不一样，人们的道德水准也有差异，孔子向往文明的生活方式，所以，他说：“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里仁》第1章）孔子似乎领悟到人有追求完美的价值倾向，高尚的道德行为必定会有人效法，“德不孤，必有邻。”（《里仁》第25章）以上情况说明，人的价值取向可能不同，但在一个环境内必然有集体认可的价值观作为参照，依此形成当地的风俗习惯。人心思善，首先就表现在人在群体生活中有渴望被圈子内成员认同的需要。
人心思善并不是道德说教的产物，是人的真性情。《八佾》第8章中，子夏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为也？”孔子说：“绘事后素。”子夏说：“礼后乎？”孔子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这是很有哲理的对话，道德是制约人言行的，但符合人性的道德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是基于人性完美的需要。统治者虽然有生杀大权，但是，威权不一定使政令畅通，“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第6章）所以，“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第3章）孔子特别看着真性情。他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第3章），“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第3章）有些人“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颜渊》第20章），孔子看得清清楚楚。对那些没有原则的老好人，他毫不客气地说：“乡愿，德之贼也。”（《阳货》第13章）
我认为，人心思善是道德产生的基础，也是道德之所以能为人自觉遵守的前提。但是，人是有私心的，人心思善不等于人性善，人心思善也不等于人性必从善。道德是制约人性弱点的，自然会出现利用道德的不良行为；道德高尚者为人所敬仰，自然会出现伪善的道德者。道德行为是发自内心真实，还是为了私欲而伪善，是真性情还是假大空？就是一个现实问题。孔子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尖锐地指出：“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先进》第22章）可以肯定，经过个人的修炼，人的内心情感和道德规范是可以融为一体的。他说：“文犹质，质犹文也”（《颜渊》第8章），“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第18章）当然，人们自觉遵守的道德必然是真道德，就是基于人性的人们普遍期望的符合人们生活价值取向的道德。
道德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产物，是社会文明的基石，有着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人们面对现实利益该如何取舍必然涉及道德。丰富多彩的生活，无非是物质和精神二方面，主要是富与贵、贫与贱，以及如何对待贫富贵贱的问题。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第5章）孔子对待贫富贵贱的态度是否符合大众心理呢？答案是肯定的。客观上，有财富的不一定受人尊重，受人尊重的不一定有财富。现代心理学成果也表明，人的需求是有层次有差异的。在富贵不能同处，贫贱不可同去的时候，“处”与“不处”、“去”与“不去”是人们事实上必须依据自己内心真实感受进行取舍的问题。
“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第2章）在一个有序的社会环境中，符合多数人意志的道德标准人们必然趋之若鹜。然而，人心固然思善，但要把“思”转变为“行”却需要正确的引导。如果遵守道德的人老是吃亏，不遵守道德的人却沾便宜，谁愿意受道德的约束呢？在道德建设中，统治者的言行又特别重要。处在强势地位的统治者，其一言一行的示范效应是普通老百姓无法企及的。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第19章）处在高位的统治者如果道德败坏，自然不可能很好地去引导群众遵守道德甚至会引起群众的不满和抵抗，如果统治者是清明廉洁的，民风就会淳厚。这就如孔子所说的那样，“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政》第19章）“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颜渊》第22章）
清初石天基所著《传家宝》中曾记一则笑话云：“有父病延医用药，医曰，病已无救，除非有孝心之子割股感格，或可回生。子曰，这个不难。医去，遂抽刀出，是时夏月，逢一人赤身熟睡门屋，因以刀割其股肉一块。睡者惊起喊痛，子摇手曰，莫喊莫喊，割股救父母，你难道不晓得是天地间最好的事么？”孔子不是这样的道德家。他在感叹“知德者鲜矣！”（《卫灵公》第4章）的同时，仍然对人生、对社会抱着坚定的美好向往，这是他对人性客观把握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