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风骨

2008年注定是个极不平凡的一年。新年的春天还没有到来，南方数省遭遇到了几十年不遇的冰雪灾害。春节刚过，春寒料峭，乍暧还寒，随着冰雪的慢慢消融，2月20日，76岁的著名作家浩然在北京溘然辞世，正如古罗马号称“哲学家帝王”马可·奥勃留说过的话：“环顾历史，那些赫赫有名的人物都到哪里去了？他们都像一股青烟消失了。”好象是融化的冰雪把浩然那已显得有些苍老的灵魂带到天堂里去了。
浩然是我们40岁左右的这代人成长的符号，这代人的每个人都会从他那里寻找到时代的某些碎片。在我还是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的时候，浩然就已经是很有名的大作家了，可以说我是看着根据他的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改编成的连环画，听着著名播音员曹灿演播的曾热闹一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小说成长起来的。高大全、高二林、马小辫、弯弯绕、滚刀肉等形象至今仍牢牢的铭刻在我的记忆中。
历史的发展同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正好走着相反的道路。很多事，常常是离开得愈远，才能看得愈清楚。我慢慢的长大了，而浩然却淡出了中国文坛。等到我经过了中学、参军、上军校、毕业当干部等人生的轨迹时，才从导演林汝为在河北省三河县拍摄浩然那部反映改革开放冀东农村生活的新作《苍生》，再次从作品中“老二宝根、老大留根”等栩栩如生的形象里重新认识了这位生于冀东唐山、长在天津宝坻的农民作家。于是，从各种渠道了解到浩然的一些情况：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说浩然是江青的面首和“浩然是帮里的人”的传闻沸沸扬扬，有人说他是“文革”时期的唯一得意分子、是“四人帮”的帮凶，他必须忏悔。有关部门就浩然的问题还进行了审查，浩然未被定罪，但背负着思想包袱的他总是低着头，最后他干脆主动选择了隐退，从和平门的北京市文联向东搬到河北老家三河。对于浩然来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是他的人生苦旅。
人们不能超时代地苛刻的对待一位作家。对于那个时期，北京有一位老作家在谈到“文革”中的浩然时说：“浩然在江青的那条船上有凿船行为？没有。有弃船行为？没有。有起义行为？没有。浩然只是觉得江青可怕，把身子挪到船边而已。”对于那个特殊的年代，还别说他浩然一个“穷酸”文人，就是那些个头上顶着“文豪”、“巨匠”桂冠的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人又能如何呢？
也许我与浩然都是出生于冀东唐山人的缘故吧，虽没有见过浩然，我对他在心里有种特殊的感情。他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就才华而论，只读过三年小学的浩然在他同时代的作家中，无疑是出类拔萃的。浩然先生的几部代表作，虽然有时代的印痕，但是生活气息浓厚，远远超过当代的那些无聊的作品，未来的文学史必然要留有浩然先生的位置。作为农民作家，浩然长期在农村生活，保持着与农民的联系。他熟悉农民，热爱农民，发自内心的敬重农民，他用自己一生的创作，践行了“深入一辈子农村，写一辈子农民，给农民当一辈子踏实代言人”的铮铮誓言，他将全部的爱心、忠诚献给农民和那个时代，献给了文学事业。在中国文坛上，曾经有过一位诚实笃厚、相对比较善待自己同类的人；曾经有过一位热爱文学也热爱生活如同热爱自己生命的人；曾经有过一位历经泥泞不甘沉沦又挺身而起奋然前行的人。
从浩然身上我看到了中国文人应有的风骨。“作家不能靠别的说话，要靠自己的作品说话。”浩然这句朴实的不能再朴实的话明白的说明了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和任务。笔走这里，想起了鲁迅先生的儿子周海婴曾记载过的一件事：1957年，毛泽东曾在上海小住，与他的湖南老友罗稷南老先生闲谈，罗老先生曾大胆的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设想和疑问：假鲁迅先生今天还活着，他可能会是个什么样子？毛泽东沉思了一阵子说：以我的估计，如果鲁迅先生还活着，要么是被关在牢里但他还是要写，要么就是他识大体不作声。当然，罗稷南老先生提出的只是一种假设性的问题，毛泽东作出的也只是一种假设性的回答。不激烈，不苛刻，并不意味着就是一味地宽容。可浩然不管是“文革”前还是后，他都没有停下过自己手中的笔，就凭这一点，他就是个地地道道的文化人。总比那些个只享受着俸禄，枉费了别人戴在他们头的“文豪”、“巨匠”桂冠，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和名誉，一个字也不敢写，一句真话出不敢说，虽有躯体却无灵魂尸位素餐多年的那些行尸走肉强多了。
从浩然身上我看到了中国文人的定位。作家苏叔阳说：“我感觉他的作品里充满着别人作品中没有的阳光。”“深入一辈子农村，写一辈子农民，给农民当一辈子踏实代言人。”是浩然先生恪守了一生的人生信条。正是因为他找准了自己的人生定位，才写会出了那么多鲜活的人物，他的作品才打动和影响了一代人。当今，这类现实主义、亲民的作家不多，不少文化工作者很少了，那么多喝着牛奶受过高等教育享受着优越待遇的“大腕作家”又如何呢？有的早已陷入“唯我主义”的创作误区，成了“情感枯燥的码字工”，写出的作品过分的夸大自我情感，陶醉于自我感受，无病呻吟，小悲大哀；有的只把手中的笔对准了那些“款爷”、“星姐”、“富婆”、“腕哥”的，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做；还有的急功近利，缺乏“十年磨一剑”的文学寂寞，投入到追星、奶水、庸俗、人体下半部、包养等庸俗文化的误区中，文学责任早已成为了空谈。
从浩然身上我看到从事文化工作者必须的人品和气节。浩然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不是蟊贼，不是爬虫，而是一个普通的文艺战士，一个有所贡献、受了伤的文艺战士。迄今为止，我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后悔过。相反，我为它们骄傲。我认为在‘文革’期间，我对社会、对人民是有积极贡献的。”关于他的人品，很多的人都他说他待人真诚笃厚，即便是在他被捧得非常红的那个时代也基本如此。评论家张德祥说：“只要不怀着偏见，应当承认，他的文学创作在当代文学史上写下了重要一页。他的作品一以贯之的是对农民传统人格精神——正直、正气、正义——的追求。”建国之后有那么多的运动，而处于历次运动的风口浪尖上的大多都是知识份子，像郭沫若、巴金等一大批聪明的文化人，要么就是保持沉默，把自己的思想束缚起来，连萌芽都不让他生出，将手中的笔和纸束之高阁，不说也不写，这样才能保住自己的生命。从就从一生都没放下过手中的笔这个角